前一陣子，讀到一則外電，捷克知名作家米蘭‧昆德拉被爆料，在共黨統治時期他曾是警察檔案中被列為通風報信的「抓耙子」，米蘭昆德拉在得知這項消息後，第一時間就跳出來反駁，並且宣稱他從未見過報導所指涉的人。
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我還頗驚訝的，畢竟他為了抗議共黨統治，被迫流亡到法國20多年，至今尚未歸國。狐死首丘，黍離之悲，絕對是他生命中最沉重的遺憾，而今卻被爆料他曾是爪耙子，真是情何以堪！當告密者當然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不管米蘭昆德拉是否真的當過，被人這麼指涉，他說什麼都要反駁。
當告密者的人，在民主國家絕對會黑掉，但是在極權國家有時卻是生存的方法。喬治‧歐威爾的《1984》中，那個「老大哥」雖是最初作者所杜撰，但是它卻活生生的出現在人類社會中。極權統治透過國家機器激發出人性的黑暗面，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親密感蕩然無存，當權者自然可以各個擊破，牢牢的掌握住統治權。於是，無處不在的特務體系全方位的掌控每個人生活，想避免被出賣，除了選擇沉默，再不然就是出賣別人。陳寅恪淵博的學識，成為他在文革中的原罪讓他得拖著病弱眼盲的身軀向當局自清，末了抱著憾恨病逝。老舍的左傾立場依舊不能幫他躲過文革瘋狂的整肅，最後他選擇自沉昆明湖，以結束對他永無止盡的人格謀殺與肉體虐待。米蘭昆德拉是否經過這些不得而知，但是想必在他國家中也耳聞不少。為求生存，如果有必要，他必須遵從當局的指示，去當一個爪耙子，去誣蔑別人。
在台灣，年紀較大的人都聽過「保密防諜」、「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其實背後就是鼓勵人們告密。美麗島事件中的全島大逮補，國民黨就用告密毫不費力的就逮住所有人。時過境遷，現在的台灣人已經很難感受到那種肅殺。在西歐的人民也很難感受到，對他們及對年輕的台灣人來說，自由民主如同空氣、陽光跟水那般自然，用這樣的氛圍去批判米蘭昆德拉或是一些被迫當告密者的人顯然不盡公平，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良心的苛責是他們一輩子都無法卸下的懲罰。
《竊聽風暴》裏那位東德特務官員，在音樂中找到了救贖，因此為了良心甘願一輩子困苦。而在《超級大國民》裏，那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在六張犁的亂葬崗中找到被迫被自己出賣的好友的墓時，他老淚縱橫的對著墓碑直說對不起，那一幕我始終無法忘懷，因為那不是我們這些年輕一輩所能理解的，人性可以被如何被扭曲，以致用告密來保命或是加官晉爵，這一切都不是我們在民主時代成長的我們所能理解。所以，米蘭昆德拉是不是爪耙子並不重要，如果是，他的作品及他的流亡，已成為他的救贖，我們也許可以試著理解他的不得已。而更重要的是，別讓爪耙子再度成為扭曲我們人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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