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台灣位於東亞交通要道之上,因此成為各民族的必經之地,也造就台灣多元的文化型態,以及活潑奔放的海洋性格。但是當 1683 年台灣被清帝國收入版圖後,在陸權思維的治國理念下,台灣是皇帝眼中不受重視的邊陲之地,是「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的雞肋之島,也是官員筆下「男無義,女無情」的瘴癘之地。但是在日本眼中,台灣就像是一顆未經雕琢的原鑽,甚至願意為她一戰,1895年的夏天,日本如願以償的的得到台灣。不久便派遣大軍前來接收戰利品,其中還包括皇室成員。但是台灣人民卻不願意被異族統治,他們以激烈的手段以及原始的技術不斷讓日軍付出慘痛代價,原本一場輕鬆的接收之旅,整整拖了血腥的兩個多月,最後才讓台灣人屈服。
身為台灣新主人的日本,既是一個海洋國家,又是新興的殖民強權,對台灣的看法自然迥異於老東家滿清政府。在大勢底定後,日本隨即組成調查隊,將整個台灣走過一遍,在嚴謹的科學精神、縝密的數據分析及理性的研究方法中,台灣豐富的樣貌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很顯然的,日本是以一種現代化的思維來管理台灣,僅僅就20多年前,日本甫從幕末動亂中穩住腳步,隨即她就大步邁進,將日本從武家政治改變成為憲政法治的現代化國家。
紀登斯(A.Giddens)曾指出現代性(modernity)的制度面向為: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監控體系及軍事權力。做為一個新興的現代化霸權國家,日本以現代化的科學方法統治台灣,而教育即是展現國家意志的最佳場域。經過20多年的統治,台灣蛻變為一個現代化地區與她的殖民母國並無二致,而新一代的台灣知識份子也開始思考台灣未來的走向,蔣渭水的這篇〈臨床講義〉便在這種時空環境下出現。身為醫生,他有更多的機會看到台灣社會的黑暗角落,也讓他對殖民統治有更深一層的體悟。不同於老一輩充滿主觀意念的亡國悲情,蔣渭水涵化了國家意識,企圖建立國族概念,將自己的漢族傳承從大和體系中分割出來,因此他在文中才會寫道:「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而他也從台灣的歷史傳統中發現台灣豐富活潑的文化樣貌,但因陸權思想主導,使台灣未能展現她的優越性。現在雖然易幟而治,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積習已深不易輕改,要恢復其本性仍待努力。在這裏,蔣渭水沒有異族統治的恥辱,反而以一種客觀的立場來比較清、日統治台灣的差異。而在這裏,他也毫不客氣的批判了台灣當時的社會氛圍:人心澆薄、短視近利、貪生怕死、迷信無知…而且對國際現況的無知到令人害怕的地步。若對照當時其他記載,可以發現蔣渭水的觀察真是一針見血。作為一位醫生,除了觀察、診斷病情之外,還需針對病況對症下藥,因此蔣渭水開給台灣這位病人的藥方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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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長達20多年的爭鬥中,國民黨在初期可以說是佔盡所有優勢。中共自從1921年建立以來,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好不容易在1931年,中共在江西南部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並定都瑞金,稱之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初期,中共的游擊策略數度打敗國民黨軍隊。但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秦邦憲決定採納軍事顧問李德的建議,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決定在國民黨之前搶先行動,發動所有紅軍展開全面進攻。但是中央蘇區只有 10 萬左右的正規軍和數萬游擊隊,在發動攻集後不久即遭到巨大損失。這時共產黨方面決定進行陣地防禦,輔以「短促突擊」,意圖抵擋國民政府軍的前進。但是在國民政府軍掘壕設堡的持久戰術下。共軍特有的機動性完全喪失,只能被迫與之正面對決。不久,瑞金北方的廣昌陷落,共軍死傷一萬餘人。眼見共產黨覆滅在即,1934年10月10 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南下,將中央紅軍的主力及黨中央機構進行戰略轉移,僅留下項英、陳毅等人率領部分紅軍和民兵展開游擊戰爭,也正式展開共產黨長達一年多的流亡生涯。
長征初期,共產黨毫無方向可言,只是本能的想逃離國民黨的追殺,可說是所謂的逃竄。10月21日,中央紅軍在贛縣至信豐縣一帶突破國民革命軍的第一道封鎖線,並沿粵贛、湘粵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封鎖線。並於12月1日渡過湘江後,僅剩下3萬餘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擬將部隊開赴湖南西部,與紅二、六軍團和當地武裝力量匯合。但這個計劃被蔣介石所洞悉,在共軍前往湘西的必經之路上布陣圍堵。這時被排擠出權力核心的毛澤東力主放棄原有的匯合計劃,改向川、貴邊界進軍,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新蘇區。這個計劃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1935年1月,共軍攻克遵義,進行了10餘天的休整,並召開遵義會議,會中決定主力將西進,渡過赤水河前往川西,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期間,國民政府軍沿途設堵,但是皆成效不彰,共軍屢屢兔脫。在與張國燾會合後,由於雙方歧見甚深,加上張國燾有意另立中央,毛澤東等人遂與之分道揚鑣,繼續越過川、甘一帶進入陜北,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結束長征。同年11月21~24日,毛澤東親自指揮直羅鎮戰役殲滅東北軍牛元峰第109師及第106師1個團,奠定共產黨在陝北的基礎。
在這場既富詩意卻又充滿危險的旅程中,其實隱含了更多的政治的狡詐與權力的算計。長征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掌握任何權力,事實上,當時執掌中共權柄竟是幾個外國人:李德、博古等人,他們的到來並沒有為中共帶來新的契機。相反的,他們錯誤而過度樂觀的期待共軍能如同正規軍般與國民政府軍相抗衡,是導致悲劇的主因。我試圖在這本書中找到朱德、周恩來等人對這些外國人不滿的言論,不過我並沒有發現。但是可以想像的,當中共中央做出撤離贛南的決定時,這些革命老兵的心中一定有許多話想說。那毛澤東呢?他因為反AB團事件而遭到黨內同志圍剿,也使他失去在黨內的權力。對共產黨而言,失去贛南蘇區是一項難以彌補的損失;但是對毛澤東來說,這是他翻身的開始。長征開始後,他在黎平會議上力主放棄原有開赴湘西與紅二、六軍團和當地武裝力量匯合的計劃,提議向四、貴邊界進軍,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新蘇區。他的提議得到多數人支持。而當共軍佔領遵義後,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中除了研判今後的軍事、政治方針外,也大幅調整權力結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事三人團成員(最後負總責的仍是周恩來),毛進入中共最高層,重新取得軍事前敵指揮權,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已由中國人做主,李德、博古等人從此刻起不再是參與者而是旁觀者,而在這次繪議中決定未來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走向。
相較於毛澤東的野心,周恩來卻明顯的隱藏自己。在共產黨排字論輩下,周的實力、才學遠在毛之上,但是他卻甘心屈居副手,數十年如一日。我一直覺得毛周二人好比劉備、孔明,劉備對孔明推心置腹,但是孔明有朝一日會取而代之的恐懼從一直困擾劉備。所以當劉備伐吳失利後,在白帝城的病榻上,他老淚縱橫的握著孔明的手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這一場足可讓劉備得到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忠臣節義大戲,讓蜀漢國祚多了幾十年壽命。而孔明的老二哲學更成為歷史美談。以周恩來的博學,我想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段典故。但是他在遵義會議後,成為毛的影武者,或許是後世中國人的福氣。因為當毛成為中國惟一的統治者後,他一系列瘋狂的舉措,讓中國生靈塗炭,而周默默的為毛善後、擦屁股,雖稱不上解民倒懸,但是肯定讓中國人少死一點,或是死的沒那麼冤枉。而鄧小平呢?他也是遵義會議的受益者。他被選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次會議也決定了鄧小平將來的政治道路。 1935年4月,鄧小平被派到第一方面軍主持宣傳部的工作,中央秘書長的職務則交給了劉英。在黨內的分裂發生後,鄧小平承擔了了紅軍右翼方面軍的重要工作。當長征部隊到達陝北時,鄧小平患上了嚴重的瘧疾,經過靜心的休養和很好的照料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在政治上,他成為毛的盟友,當1942年毛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時,鄧成為毛的支持者,但是當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卻對他展開無情的鬥爭,這次他差點丟了性命,長子鄧質方也被打的全身癱瘓,僅餘一息。不過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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